民資去哪兒了？恐“脫實入虛”
這是一筆誰都會算的賬：中國每年的廣義貨幣M2正以13%、14%的速度增長，意味著企業利潤躺在賬戶里正以這個速度被稀釋，在人口紅利漸漸消失、 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外貿環境不理想、融資難等痼疾的困擾下，傳統制造業的利潤常年低于10%；而天平另一端，過去數年一線城市的房產資產大致以每4年翻倍 的速度增值，遇到類似“樓瘋”這樣的“大年”，僅一年價格就能輕松增長50%以上。
那么，是造工廠還是炒房子？如果說過去還有許多企業家對這道經濟選擇題深感迷惘，如今不可否認部分民間資本已然悄悄游離了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周 刊》記者注意到，以房產資產被各路資本捧作“硬通貨”的上海為例，長期作為國資重鎮和外資集聚的開放窗口，目前房地產業成為民間投資的首選關注領域。
有官方數據為證：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企業完成房地產投資576.97億元，同比增長8.7%，雖然隨著泡沫和風險的加劇，增速已較去年回落了 8.9個百分點，但民企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接近80%。與此同時，上半年上海民企的工業投資卻同比暴跌了18.6%。房地產和 工業投資“一升一降”背后，無法避言上海的民間投資確實存在“脫實入虛”的傾向。
相似情況也發生在北京。國務院督查組曾調研稱，今年1—4月，北京有80%的民間投資投向房地產，方向和結構也非常單一。
作為傳統制造業集聚地的珠三角，雖然得益于產業基礎而數據相對好看，但同樣展現出民間投資對房地產業的倚重和青睞。記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廣東房地 產民間投資達到了3873.31億元，同比增長22.4%，在整個廣東民間投資中比重達到45.1%，接近半壁江山，占比遠遠超過了其他行業。事實上，東 莞、惠州、佛山、中山、珠海等傳統制造業重地近期房價也都積累了較高漲幅，成為吸引資本的“誘餌”。
耐人尋味的是，從官方公報呈現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出發，其實僅能觸碰到民資投資房地產業的一隅，究竟有多少民資涌入流通環節參與炒房，仍是無法破解的謎，但M1數據還是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企業正大量收縮投資，大筆資金停留在銀行活期賬戶上，最終催生資產泡沫也不足為奇。
據悉，去年3月M1增速僅有2.9%，此后M1增速幾乎一直處在上升通道中，2016年8月，M1增速達到25.3%。而當下除了進入樓市，民間資本缺少其他對等回報率的投資渠道。
已有上市公司賣房“求生”
“樓瘋”席卷下的一線城市，房價只能用“沒有最高，只有更高”來形容，正當北上深優質板塊已經難覓單價10萬元以下的樓盤時，這樣驚人的居住成本也 讓上市公司汗顏。《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了解到，從上半年成績單來看，2926家上市公司中有395家面臨凈利潤為負的尷尬局面，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種注資、 重組后財務數據優化的殼資源，另有115家上市公司凈利潤雖為正但不足500萬元，而這500萬元僅是想要購買上海內環內一居室的最低要求。
但“樓瘋”下的樓市還是成了一些上市公司緊抓不放的救命稻草。9月21日，*ST寧通B公告稱將以公開掛牌方式轉讓北京西城 區槐柏樹街的兩套學區房，由于戶型都在140平方米以上且單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評估值達到了2272萬元，如果轉讓成功，這家已經連續兩個會計年度 虧損的企業避免退市的可能性就將大大增加。
而打起賣房創收算盤的上市公司并非只此一家。9月22日，海航創新也公告出售一處位于上海世紀大道房產的收益。房產原值為 5695萬元，以8200萬元的價格轉讓。諷刺的是，海航創新出售的此處房產本為抵債房，也就是因收不回欠款獲得的房產，如今卻成為自己扭虧為盈的希望。 2016年上半年，海航創新虧損金額為1836萬元。
同一天，云賽智聯以5.03億元的價格成交了一筆上海房產。扣除該房產賬面成本、因交易發生的期間費用和相關稅金后，實現收益高達1.86億元。而今年上半年云賽智聯凈利潤雖然同比增長高達96.27%，但僅為7073萬元，還不及賣房收益的一半。
Wind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A股有1300多家上市企業持有投資性房地產，金額合計高達5874.2億元，與去年底相比增加了300多億元；與2013年相比，增幅高達67.4%。其中，有近90家上市企業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在10億元以上。
眼下樓市和實體經濟顯然已成“蹺蹺板”形態，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上市公司感染“樓瘋”選擇賣房粉飾業績。有觀點認為，“樓瘋”的內在邏輯加快了傳統制 造業的洗牌和衰落，這確實打開了產業升級轉型的通道，但新興產業能否就此崛起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將起著決定性作用，現在看來還是未知之數。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就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坦言，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已經達到瘋狂地步，對企業創新創業也是有損害的，“排除經濟 泡沫干擾、抑制房地產及股市泡沫是培育有利于創新創業的軟硬環境中很重要的方面，房價大漲使整個社會的創新成本在上升，房價、地價是城市的基礎價格，這類 價格上去了，創新相關的許多成本都上去了，尤其是作為創新主體的年輕人的生活成本上升，會形成很大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