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溫州一些中小鞋企的老板就在考慮將溫州模式‘移植’至中西部省份，現如今，四川、重慶都建立了溫州制鞋生產基地。2009年6月，溫州一家14年歷史的皮鞋企業搬到了重慶璧山。璧山每畝工業用地只要3萬~4萬元，溫州每畝要300多萬元，我為什么不走?”周德文說。
而曾多次赴溫州考察的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也認為，溫州2011年借貸風波的源頭是產業空心化帶來的“兩多兩難”——民間資金多但投資難、中小企業多但融資難。
“所以，當下最關鍵的是尋找更多有前景的投資項目，而不是簡單將民間借貸陽光化。”李堅平說，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已經注意到了溫州產業布局的缺陷，這對于未來溫州資金回歸實業、溫州產業升級轉型意義重大。
“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做過一個比喻，說工業是‘圣父’、金融是‘圣靈’、商業是‘圣子’。無論工業還是商業，都缺不了金融，金融往往會扮演靈魂作用，但溫州既沒有像晉江那樣形成獨特的體育用品產業集群，也沒有像佛山那樣培育出美的、格蘭仕等家電領軍企業，中低端企業多，一旦無法實現升級轉型，在全球金融危機‘風’、國家宏觀調控‘雨’、企業盲目擴張‘潮’三者夾擊之下，1997年和2008年都安然無恙的溫州企業，2011年終于撐不住了。”謝浩說。
溫州金融改革歷程
1980年10月
金鄉信用社在全國率先實行浮動利率。
1987年
央行批準率先在溫州實行利率改革。
2002年8月
戴相龍提出溫州金融體制改革設想。
2011年6月
溫州市股權營運中心開展實質性交易。
2011年8月
溫州爆發企業債務危機。
2011年9月27日
溫州召開規范民間金融秩序、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的專題工作會議，成立專項工作領導小組，下設企業協調組、融資協調組、維穩協調組、宣傳報道組四個專項工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