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賦予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強調產權所有和歧視，側重行政監管和規模，以壟斷經營和監管政策來維護巨大的存貸利率剪刀差，實施系統的機構高利貸制度。不僅按計劃指導分配資金資源，而且不斷通過各種稅收、合資、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強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間金融則在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惡化和國內金融嚴厲監管下危機四伏，跳樓的有，跑路的多，還有吳英案試圖死里逃生。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臺，其方向和實質自然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金融市場是一個多層次多角度多工具創造金融需求與供給的復雜系統，人才和服務遠比資本規模和經營特權更為重要。

　　在中國目前格局下，中小企業和消費者個人是民間金融最重要的市場和客戶群。從上世紀80年代的幾個億到今天的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元，在嚴厲打壓的商業環境下，民間金融仍獲得巨大的生存空間，本身就說明了民間金融生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間金融的溫州方案中，有五項涉及既有金融機構(當然是國營為主)面向小微企業進行業務創新和擴張，鼓勵國有金融與民間金融競爭。國有金融的規模、機制、客戶群體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業的服務并非長項，完全可以與民間金融建立互補的合作關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義是建立一個合理配置資源的金融制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于資源的長期博弈仍在劇烈進行之中。

　　希望溫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國有金融招安民間金融，用行政監管取代行業競爭，用既定的金融系統延伸服務封堵民間金融家的各種創新。而應讓民間資本主導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基金甚至交易所，給溫州和全國的市場金融家一個機會。這才是筆者期待的真正的溫州金融模式。

　　溫州金融試驗區的文本使得金融在體制和機制的創新上具有合法性，這個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場上的合理性需要實踐的檢驗。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方案的實施,無論結果成敗,這個努力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與許多學者不同，筆者希望中央不再出臺任何細則，給地方、給民間、給市場一個創新甚至失敗的機會。當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沒有什么技術細則，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精神支持就波瀾壯闊地啟動了中國經濟崛起的歷史。

　　作者為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秘書長、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