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監管不能留死角

    自“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要改革金融監管框架后，各界討論熱烈，也給出了不少方案，如“一行三會”合并為新央行，合并“三會”與央行并列，“一行三會”格局不變但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和基礎設施交由央行負責等。

    全國政協常委、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原行長楊凱生對記者表示：“比討論表面架構更重要的，是明確改革的目標與出發點。我認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強監管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把法治落到實處。”

    周學東則認為：“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改革的目標說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反過來說明，當前金融體系中，有些已暴露的或潛在的金融風險沒有被監管覆蓋到，需要通過改革把這些監管漏洞補上。”

    事實上，“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已明確提出了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路徑：明確監管職責和風險防范處置責任，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強化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

    多位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也都提及，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需要宏觀審慎管理這一“橋梁”。全國人大代表、央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長殷興山對上證報記者說：“假如宏觀的貨幣政策與微觀的審慎監管不協調，貨幣政策的效果就會打折扣，其傳導渠道就不通暢，存在梗阻。這已被多年來的實踐證明。”

    在全國政協委員、央行副行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易綱看來，明確監管責任的同時，相關部門一定要有必要的信息，責任和信息是對等的。有責任，但沒有相應信息，是無法履職的；反過來，有信息，卻不負責，也不是一個好的制度。

    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所提及的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即是實施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部門獲取必要信息的手段。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曾撰文指出，中央銀行除傳統職責外，還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履行好這些職責，金融統計需要從傳統的圍繞貨幣政策的職能統計，向既為貨幣政策服務、又要強調金融穩定、為金融監管服務的全面統計轉變。在機構上，覆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機構以及各行業交叉環節；在業務上，覆蓋金融機構的表內、表外業務。

    央行此前已在多地開展金融綜合統計試點，殷興山對記者表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銀行、證券、保險的數據實現了整合，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也被納入其中。但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部門協調和機構報數意愿的問題，未來還是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授權央行采集數據。

    信用與法治才是根本

    穿過吸引眼球的機構設置和架構，繞開略顯晦澀的專業名詞如“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等，一個國家金融體系能否良好運轉，在一些代表委員看來，根本上還是取決于人們常掛嘴邊的法治、信用和契約精神。

    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對記者表示：“我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好多年了，但說實話我很少關注誰是香港證監會主席，任何事情按規則辦事就行。關于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現在老有人議論加強溝通協調，但我認為所謂的協調，是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的，這次協調成功了，下次呢？唯有法治、誠信和文化，才能讓市場參與者明確預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以及“嚴厲打擊金融詐騙、非法集資和證券期貨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

    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上市公司商會主席、CVC投資基金主席梁伯韜對上證報記者表示：“毫無疑問，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是大方向，但"法治化建設"的提法更加務實。我認為，政府的政策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都應該更加透明，對違法行為零容忍，這才是市場的基石。”

    回望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變遷，“一行三會”本是一家，1992年國務院證券委和證監會成立，1998年保監會成立，2003年銀監會成立，終成延續至今的央行負責宏觀調控、金融改革和金融穩定，“三會”負責微觀監管的分業監管格局。

    周學東認為：“當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之所以形成，有其歷史背景，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究竟哪種監管體制是最優的，國際上也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一點很清楚，凡是信用文化和法治不健全的國家和地區，金融欺詐、違規、侵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就會屢禁不絕，違法犯罪的成本也很低，監管的難度就比較大。所以我認為，除了完善和健全現行監管體制外，真正加強金融法治建設、培育信用文化、加強投資者教育，也是重要的治本之策。”

    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所言：應該先考慮好怎么弄效率能夠更高一些，怎么樣能減少監管的空白和交叉，再來討論監管機構設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