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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全文：上海在1970年代的城市文化蘇醒過程(陳丹燕)

　　我今天講一些上海這座城市過去的事，但是這個過去，并不是1949年以前，而是上海的1970年代，1970年代在我看來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

　　從前上海有一個猶太人，是一個猶太富商，叫嘉道里，他晚年曾經(jīng)回憶在上海長大的過程，說了一句我一直記得非常清楚的話，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上海這樣，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教會一個人如何做一個世界公民”。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這段時間，他度過自己的少年時代。

　　我猜想他到晚年對上海做了這樣的評價，就是因為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已經(jīng)是個成熟的、開放性的都市，它能使在這里長大的人學會做一個世界公民。

　　之所以我一直不能忘記他的話，是因為我覺得他非常形象地講出來了上海的一個特點。作為一個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具有非常強的開放性。“開放”是上海的命脈。

　　很簡單地回顧一下上海歷史。1950年以后，因為朝鮮戰(zhàn)爭，中國海岸線被關閉。最開始時，上海缺少的是黃油，當時黃油需要船運過來。所以第一個受到關閉沖擊的，其實是上海的西餐業(yè)。慢慢地上海內(nèi)陸化了，一個關閉的國家對上海產(chǎn)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就是他的開放性銳減。

　　上海從一個通商口岸城市變成一個工業(yè)城市。說他是“變成一個”，大概不是很確切，說他“發(fā)展成一個”比較確切。因為在通商口岸的同時，上海也曾是中國的工業(yè)發(fā)源地。1950年代后，在上海碼頭只有很少的船可以出公海的情況下，上海的手工業(yè)和輕工業(yè)非常蓬勃地發(fā)展起來了。所以從1950年代-1970年代，上海作為一個封閉的城市，是以手工業(yè)和輕工業(yè)優(yōu)質(zhì)產(chǎn)品為驕傲的。

　　但它始終沒有變成蘇聯(lián)專家所規(guī)劃的上海。第一個做上海規(guī)劃并得以實施的，是蘇聯(lián)專家穆欣。他曾說，希望上海擺脫租界命運后，成為一個先生產(chǎn)、后生活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城市。但上海始終沒有變成這樣一個城市。因為上海的封閉，上海原有的開放性睡著了。但是它傳統(tǒng)里的工業(yè)城市面貌，則得到發(fā)揚光大。

　　一個作家看一座城市，常常會把城市看作一個人，而不是看作一個地域。所以上海作為一個“人”來講，他有一部分睡著了，但是并沒有死去。

　　每個人醒來的時間，其實都不一樣。上海開放性醒來的時間，并不是1978年，粉碎“四人幫”以后慢慢蘇醒，上海作為一個地域性的蘇醒，要早得多。

　　我覺得有一個標志性的時間，就是1972年2月份。這時尼克松訪華了，在上海簽署《上海公報》，中美將要建交。那個時候我是小學生，已經(jīng)有很清晰的記憶力。尼克松在上海期間，上海小孩子不可以隨便上街。尼克松車隊經(jīng)過市區(qū)時，所有的居民都在家里，在街上的人都是組織好的。上海有一個傳統(tǒng)，冬天家家在戶外曬衣服、被子。尼克松訪華期間，上海沿馬路的房子都不可以把衣服和被子曬在外面。因為大家覺得那樣有點像貧民窟。

　　尼克松走的那天，上海是個大太陽天。尼克松的車隊去了虹橋機場，他的空軍一號上天了，上海解除戒嚴，到中午，滿城都是隨風飄蕩的衣服、被子，大家都享受這個陽光。我家住在一樓，這棟樓有六層，往上面一看，每家人家的陽臺都飄著各種衣服。現(xiàn)在想來，這就是一個蘇醒的標志。

　　過了不久，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就開始空中的學外語廣播課程，當時叫業(yè)余外語培訓班。我來自一個移民家庭，我的爸爸是廣西人，我的媽媽是東北人。我媽媽在1973年就說，你從現(xiàn)在開始學好英文，你長大的時候，英文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她是在滿洲里長大，上小學學的日語。

　　1973年3月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每天晚上開始教大家法語、日語。所以我先請大家聽1973年3月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是怎么教法語的。這是廣播法語的第一課。

　　現(xiàn)在我們聽來非常可笑。但是如果放在1973年的3月份，大家就會知道在毛式語言層層包裹下的信號，是上海的開放性要醒來了。因為大家都不會再把外語當垃圾。解放后上海人曾經(jīng)把English講成上海方言里的諧音“陰溝里去”。那個時候會一門外語是危險的事。但是1973年的3月份，學習外語變成一件政府鼓勵的事，大家都認為需要學習而且掌握的事情。

　　再請大家聽一段，是1975年的時候第一屆法語和日語培訓班結束了，為了革命要辦第二屆空中外語培訓班。

　　我們用這個來標識上海開放性的醒來，是非常有地方性特點的，也是非常有時代特點的。如果從政治事件來劃分，此刻正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但是對一個城市來講，它不是以一個政治事件來喚醒或湮滅的。它有自己的文化生命。

　　第二個標識，我相信跟我差不多年齡的人或者比我年長的人，都會非常有體會。就是在那個同時，大部分上海家庭都已經(jīng)意識到，可能家里的孩子長大，除了做工人和做農(nóng)民以外，還會有另外一條做手藝人的出路。大家意識到時代要變了。所以那時有一大批的少年開始學樂器、書法、外語，社會開始崇尚個人奮斗。大家也都沒有把這種風氣當作對集體主義的反動來對待，大家都肯定一個新時代要來了，所以要為此做好準備。

　　黃昏走在街上，就是沙老師講的，在武康路上，你可以聽到練樂器的聲音，從笛子到胡琴到揚琴、嗩吶、黑管、大提琴、手風琴。現(xiàn)在有個書法家是我的發(fā)小，白謙慎，他就自己在馬路上認識了一個老頭子，這個老頭子寫得一手非常好的毛筆字。他就開始跟他學毛筆字了。現(xiàn)在他是波士頓大學藝術系研究中國書法而且教授中國書法的老師。

　　1970年代的一代少年著手學習各種各樣的樂器、手藝、各種各樣的外語，這是上海從未有過的風氣。在上海街頭出現(xiàn)的音樂，并不是成熟的交響樂，也不是成熟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而是各種練習曲。這個城市用學手藝練習樂器的方式，找回了他所喜歡的跟世界相通的文化氣質(zhì)。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想講，在那個時代有一個上海的文化階層開始浮出了市民的水面，現(xiàn)在變得非常時髦，但是我覺得已經(jīng)完全不是當年的人事。這個階層我們叫他老克勒。在1970年代以前社會上沒這個稱呼，而現(xiàn)在有，已經(jīng)不是那個內(nèi)涵。現(xiàn)在有人說自己是，但是在我看來他卻不是。為什么這么說?舉個例子。70年代中末期，上海有一批跟顏文梁學西畫的男孩子，他們在淮海路上走路挺胸邁大步子。因為他們說，從一個人走路的樣子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還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看他背是不是直，步子邁得是不是足夠大。他們畫寫生，費勁去找稍微像一點點西方城市的地方畫。這是幼稚，但的確有這么一批人，他們對西方文明有一種特別饑渴的需求，他們對禁錮有非常敏感的反抗。但這種反抗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生活方式的。這樣的人是1970年代出現(xiàn)在上海街頭的老克勒。

　　老克勒這個階層，在1970年代是一個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的含義是：希望我的城市開放，希望我的城市跟世界相連相通，而不是被關起來的孤獨城市。但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一個物質(zhì)和標榜的標志。

　　在1970年代作為上海的城市文化的蘇醒，大概是有這三個標志。

　　我為什么要請大家聽這些東西，然后說這三個標志呢?我想說明的是，上海有自己的文化生命力。在1970年代沒有粉碎“四人幫”以前，政治仍舊是按照既定軌道往前走的時候，這個城市的文化已經(jīng)開始蘇醒。其實是上海這個城市，他像一個人一樣，有他自己的個性，有他自己的文化。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有國外的漢學系的學者回到上海，他們都認為1950年代上海被封鎖以后，上海的文化已經(jīng)斷根了。他們一直認為上海的外灘是通商口岸城市一具最大的尸體。但是來了以后才知道，并不是這樣。其實上海文化的生命，有一部分會沉睡，然后又會蘇醒過來。

　　如果一個城市有這樣的文化性格的話，恐怕你規(guī)劃這個城市的時候，可能就要把他當成一個人來規(guī)劃。這個城市就像一個人住的房子，所以你并不是在規(guī)劃一條街道、規(guī)劃公共汽車怎么開，而是在規(guī)劃這個人是不是住得舒服，是不是在你的規(guī)劃里，這個人活得更像他自己，而不是強迫他活成另外一個人。

　　我想說的是，上海其實是一個有特點、有性格、有生命的城市。所以希望你按照他的身體幫他裁衣服，按照他睡覺的尺寸幫他安排一個床，讓他生活得像他自己，這樣他就會蘇醒，如果生活得不像自己，他就又會慢慢沉睡下去。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是不是只有開放性才是上海的文化性格?我認為不是只有一種，這么大體量的城市，流動性始終這么好，一定會帶來多元的文化，形成豐富的城市傳統(tǒng)。那么，什么是他的第二個傳統(tǒng)?我覺得工業(yè)性城市是他的第二個傳統(tǒng)。他不是一個純商業(yè)的城市，他有很好的工業(yè)城市的基礎。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工業(yè)化的部分曾經(jīng)因為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表現(xiàn)得非常張揚，但上海的確是有非常良好的工業(yè)化傳統(tǒng)。他有最完整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和產(chǎn)業(yè)工人的這一對關系，也是中國工業(yè)化最早的城市。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人對人的尊稱不是“先生”、“同志”，而是“師傅”。

　　現(xiàn)在上海的開放性被大家所肯定、喜愛，這是沒有疑問了，但是上海工業(yè)化的這個傳統(tǒng)，這部分開始沉睡了。就是在城市建設上，你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曹楊新村、東安新村，這種由于工業(yè)化城市帶來的設施、建筑、標識，在1970年代、1980年代的公房，我們可以看到初露抽象的鴨子、海鷗、桃花，這種歷史遺跡，現(xiàn)在在上海已越來越難看到了。外灘的友誼商店完全被拆掉，我覺得這完全不是一個尊重城市歷史的態(tài)度。歷史是要環(huán)環(huán)相扣，這個城市才能往前走，如果有一個環(huán)掉下來了，整個城市是不會往前的。

　　所以我希望這個工業(yè)化的傳統(tǒng)，不要再沉睡，讓它也醒來。保護這個城市的文化的多元。城市的文化多元了，才夠一個大都市的體量。而且這都是在上海自己本土產(chǎn)生的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特質(zhì)。我們今天聽到他的開放性一路是怎么醒來的，我希望不久可以聽到它的工業(yè)性是怎么醒來的。

　　其實在年輕人里，這個工業(yè)性，一直在醒著。年輕人會很愿意訪問那些手藝人，喜歡飛躍牌鞋子，喜歡海魂衫，喜歡國產(chǎn)品，喜歡那個時候上海的手工業(yè)和輕工業(yè)的產(chǎn)品，喜歡我們自己的手表。所以規(guī)劃的時候，我希望能夠用規(guī)劃的力量保留這種傳統(tǒng)，然后來加強這個城市的多元性。(演講視頻詳見http://seahi.supdr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