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是，若張利平確有利益沖突、需要回避，他是否早就沒資格當獨立董事、早該罷免了呢？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為回避制度并不是為獨立董事專門設立的，而是一個應用很廣泛的制度。回避制度主要是說執行公共事務的官員特別是如法官、檢察官等，在與當事人或事件有利益關聯從而與執行公務有利益沖突時，應當實行回避制度，因而這是一種法規的強制要求。回避制度也進而推廣至一般社會上的如財務會計等執法或執業人員。因此，需要對某項特定或特殊當事人回避的公務或社會執業人員，并不影響其正常的公務執法或執業人員的身份資格。對上市公司的董事來說，《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上市公司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關系的，不得對該項決議行使表決權。該董事會議由過半數的無關聯董事出席即可舉行”。可見，上市公司董事無論是獨立董事還是其他董事，當董事會討論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關系的（從張利平的情況看，重組預案所涉及企業為萬科與深圳地鐵兩家，而張利平任職的黑石公司與其中之一的萬科因正新近策劃合作一大型商業物業合作項目而產生關聯），就應在此事上回避。這種回避并不影響董事任職資格。因為當一個董事任職時，他并不知道他本人或他就職的單位（也可能日后有改變，如張利平任獨立董事期間，在2015年7月其任職單位就從原瑞士信貸轉至黑石公司）是否將來會與擔任董事的企業中的某人或某事有關聯。故當某事項關聯時，應要求回避。只有在關聯關系今后長期持續存在，乃至其不得不持續回避從而影響其作為董事的正常履職時，此人就可以提出辭職。張利平因其剛任職不足一年的新雇主最近策劃一個或有他本人參與的與萬科合作的項目，目前并不影響其獨立董事任職資格。
綜上所述，萬科這次討論重組預案，表決程序和結果合法合規，無懈可擊，且當場無任何董事、監事提出異議，現場見證律師確認決議結果合法有效。在這種情況下，華潤方面事后質疑決議結果的有效性就有點近乎小兒科了。更有意思的是，沉默了很久但仍在不斷窺測方向和調整立場的寶能，現在看到有華潤這個根正苗紅的“大塊頭”撐腰和遮風擋雨，終于按捺不住認為機會又到了，是大展身手的時候了，公然指控“獨立董事喪失獨立性，未能誠信履職”，并進而發展到要求罷免董事會全部董事，以便重新洗牌，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按照寶能的邏輯，董事會通過了符合上次股東大會決議方向的議案，給他這個未進董事會的第一大股東爭取了重組預案發言表決的權利，是“內部人控制”、不能均衡代表股東利益，那否定預案、否定上次股東大會絕對多數同意推進的事反而就是代表了全體股東的意志？現任董事會中，管理層只有3席，二股東華潤也有3席，其他4位獨立董事和1位外部董事基本上是華潤推薦或同意的，如果這次獨立董事跟著只持15%左右的二股東一起否決預案，人們是否更有道理指控董事會是被少數外部股東控制呢？其實寶能迄今也算個很成功和有很大規模的民營企業，奮斗到今天肯定也來之不易，應當有所珍惜和節制。因為歷史反復提示，個人也好，企業也罷，都不能投機心太重，更不能自己覺得一時得勢就忘乎所以，以為就可以戰無不勝、橫掃一切了。利令智昏的結果往往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