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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和：對奇觀性建筑十分警惕 

　　中國建筑師，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師;美國注冊建筑師;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建筑系碩士;北京大學建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教授;2002年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筑系主任。

　　張永和一張嘴，就是胡同味兒，悠悠的帶著兒化音，說什么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經心地抖個包袱。他把“設計”這個詞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個“計”字決不發輕聲，似是要強調兩個字皆有含義。讓他給自己的講座起名字，他說就叫“設一個計”。

　　一開始，人們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后來張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最終成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里的首位中國面孔，大家才改口說“張開濟是張永和的父親”。9月30日，《張永和：唯物主義》作品展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開幕，除了建筑之外，也有張永和在其他領域的設計作品。

　　挫折感強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這三年之間，張永和都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么事也沒干成”。那是張永和挫折感特別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兩邊跑，教書我也不踏實，對不起學生，國內業務我也顧不好，所以我最終決定回到北京。”他剛從國外回來時，很少有人懂他的設計。剛回國的那幾年，方案做了很多，卻還是沒有建筑做出來。

　　結果，張永和的第一個建筑是自己的住宅。半年里他和夫人魯力佳做了四五個設計，只有一個蓋成了，而且是只畫了個草圖，就被人拿去蓋了，結果—“可想而知，一塌糊涂。”張永和的挫折感更強了。后來他發現中國不承認個人，只認公司，又回到美國后就注冊了一個公司，花了7.5美元。公司需要個名字，因為那時候他們老蓋不成房，魯力佳就開玩笑說取名叫“非建筑”吧，也就是無建筑的意思。張永和說，那誰來找我們蓋房子呢?再加個“常”字。這就是“非常建筑”的緣起。

　　“非常”兩個字，也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張永和當時已經覺得中國建筑有問題：“當時我確實有點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建筑過于強調造型，已經很怪異了，我腦子里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張永和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后來冒出了各種有外號的著名建筑：“哪想到，現在的中國建筑比當時怪太多了。現在可能倒過來，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筑，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筑。”

　　中國當下的建筑太過怪異，張永和面對的業主也經常對“亮點”二字有要求。業主們看到他的設計，總是問：“你的設計為什么沒有讓我們眼前一亮?”張永和面對這種問題直撓腦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別有一個沖動，就是打開一個電燈讓他眼前亮一下，把這問題解決了。”

　　設計的目的與藝術不同

　　說到設計，張永和的第一個問題是：“設計的目的是什么?是跟藝術不同的。這一點常常被混淆。藝術家自己覺得都能做設計，設計師去羨慕藝術家，這就有點不對。每個設計都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反思，設計干什么?”

　　張永和的答案是：“設計是個有用的東西。第一個目的很簡單，使咱們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有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這跟藝術不一樣。”掛毛巾的棍兒離墻近離手遠，讓人每天用得都覺得不對勁，這才是張永和眼里的“設計問題”。

　　有了這個哲學之后，張永和對當下中國的某些建筑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對中國對奇觀性、地標性建筑的熱衷十分警惕。不應是為了設計而設計。設計，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設計。它不是錦上添花，不是商場里那些沒有太多意義的選擇。”

　　他更愿意把設計和生活、過日子相聯系：“過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們要做，體驗到生活的一份愉悅。”他覺得理想的城市圖景也跟生活有關：“早晨起來一下樓，隨便吃點油條豆漿，過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購物的樂趣，有店打折就撈點便宜貨，不是開個大汽車到購物中心狂買一小時然后吃一禮拜冰凍食品。到了晚上12點，想下樓吃碗面就能吃到。”

　　張永和給用友軟件園I號研發中心設計辦公樓，先去研究程序員的工作方式，發現他們經常要加班。張永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讓人多出來走動”：“但建筑師不能嚷嚷讓人出來，只能用設計讓他愿意出來。”他參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內外空間的融合，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接近大自然的環境，引導人出來。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只有三層，進深很淺，保證自然通風和日照條件;研發中心由三棟相互連通的建筑構成，兩個主要的院落坐落在這三個建筑之間，還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臺。結果是，程序員們真的愿意多出來，散步、做操。這讓張永和很得意：“這個事情軟也軟，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說明設計成功了。”

　　為“文革”設計“十年大事記館”

　　今年是張永和父親張開濟誕辰一百周年，他還專門寫了文章回憶父親對自己的教育，他的確是因為父親才學了建筑。1977年剛恢復高考，張永和選專業，想學油畫無奈畫得太差，數理化又不好學不了理工科。父親建議他也學建筑：不用畫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數理化知識。張永和就報考了父親的母校南京工學院(原中央大學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結果真的中了。

　　盡管子承父業，但張永和和父親的理念卻不盡相同。甚至《東方之子》去拍攝張開濟的素材，張永和直接對著鏡頭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當記者問及和父親的分歧時，張永和這樣概括：“中國的教育體制實際上是屬于古典建筑，而我在美國接受的是現代建筑的教育，是本質上的差別。”

　　和其他建筑師不同的是，張永和見過父輩建筑師的付出，也見過他們受過的災難。張開濟設計友誼賓館，屋頂是禿的沒弄完，因為當時有人批判他這么設計太浪費，這是張開濟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則是人們質問他，為什么不堅持，怎么留個禿屋頂?

　　“都是政治。”張永和說。提到父親那一代的建筑師們，梁思成、陳占祥、華攬洪，張永和覺得大家對他們了解得還是太少：“媒體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設新北京的梁陳方案是他和陳占祥一起做的。”因為政治，父輩建筑師們職業生涯都不算長，還有各種奇怪的阻礙，但是張永和佩服老先生們還能有這么多貢獻。

　　張永和最近在做的項目也跟父輩們的歷史有關：“建川博物館十年大事記館1966-1976”，名字很復雜，幾經更改最終確定。

　　建川博物館群落在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由商人樊建川創辦，在鎮上蓋了20多個和歷史有關的博物館。張永和的“非常建筑”受邀設計“文革”時期相關物品的紀念館。這個館一開始叫“文革海報館”，后來改叫“文革主題館”，最后變成了“十年大事記館”。“反正中國的事兒吧，就老變。”張永和說。

　　在安仁的20多個紀念館中，張永和接受的這座館工期最長、修改最多、造價最高。這座紀念館的外形酷似一座橋，寓意是“從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頂上是個廣場，預備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筑通體則是竹簡文身。張永和對這個建筑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戲劇性，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回到‘文革’時期。”

　　張永和問了身邊的年輕人，發現他們都不太了解過去：“上世紀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么回事。我說這個博物館就是為你們蓋的，去看看當年的歷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