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認為，本輪調控潮和去年相比，有3個突出的特點：

　　1、進行調控的二三線乃至三四線城市增多。本輪政策以長三角、珠三角和環京城市圈為中心，周邊二三四線城市乃至熱點縣區均在調控隊列中，調控地理范圍的擴大成為本輪調控重要的特點;

　　2、調控范圍已經不僅局限于住宅類項目。商辦類項目也已經被納入調控范圍;

　　3、調控手段逐漸多樣化。此輪調控，各地政策已經不僅局限于限購限貸，對學位房、離婚問題、房屋贈予問題以及未成年人買房問題均作出調控規定，可以說哪里有漲價趨勢，哪里就有政策調控。

　　高房價的根源是什么?

　　國內許多城市房價在接連打破一系列經濟常識與預期之后又“上天了”。

　　有人說，高房價正在透支實體經濟的活力，透支年輕人的夢想……到底應如何理性看待這瘋狂上漲的房價?高房價的根源在哪里?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研究院院長鄧永恒接受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采訪時曾表示，分稅制推出以后，地方政府大部分的財政都上交中央，許多地方政府留下的收入很少。然而，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財政撥款往往不能滿足地方建設發展的需要，所以地方建設很多還是依靠地方財政支撐。與美國不同，中國地方政府不能發公債，到銀行借錢也有諸多限制。地方政府就會以土地作為抵押，通過土地財政獲取地方建設發展所需資金。因此，土地出讓價格越高，對地方財政就越有利。

　　鄧永恒介紹，幾年前他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任期內的GDP業績以及他們對于環保建設的投資，與地方政府考核有很高的相關性。通過考察283個地級市市長、市委書記10年來的升遷情況，研究發現市長和市委書記的升遷概率與他們任職期間GDP增長業績有很大的正相關，而GDP的增長又受房地產繁榮的拉動。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國際經驗表明，房地產的“根”是土地財政。地方政府控制土地，通過賣地或開發來獲得收入。但在此過程，要明確地方政府需留出足夠土地財政收入，用以購置或控制一批房源，用較為平價的價格進行長期出租，支持本地經濟發展。

　　限購是不是最好的辦法?

　　一直以來，國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主要通過限購的行政手段來實現。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增加購房難度，抑制了投機，但是政府對房地產采用限購的調控政策是不是最好的辦法呢?

　　鄧永恒表示，近年來中國出臺了多套“降溫”政策，對這些政策的有效性做過跟蹤。研究發現在不少房市中，“降溫”政策出臺六個月后，有半數以上出現了房價反彈現象，導致市價變得更高。

　　鄧永恒稱，中國政策的目標通常較短，往往通過行政手段進行調控，沒有一個長期的政策框架。2016年，是房地產的大牛市。不僅中國一線二線城市房價飛漲，在海外，加拿大溫哥華、澳洲的悉尼和墨爾本以及美國的加州也興起了一波房產投資的熱潮。同樣是寸土寸金，同樣是空間有限，但在新加坡，房價已經連續3年下跌了。

　　鄧永恒表示，新加坡政府的房市宏觀調控政策就相對有的放矢。新加坡制定房市調控政策會兼顧老百姓對住房的可支付能力，通過政府各部門間的協調實現“提高住房質量，降低住房費用”的目標。

　　例如，新加坡有80%的住房屬于政府開發的組屋，僅有10%是較高端的私有住房。新加坡政府運用多次提高房產交易印花稅的方式，逐漸達到了有效調控其私房市場一度過熱，吸引了過量的投機、投資的問題。

　　中國的政策出臺往往還存在“一刀切”的問題。二線房市供過于求，全國卻出臺一視同仁的“去庫存”政策，導致一線房地產市場過熱。實際上，這與許多國際媒體問“中國房市是否會崩盤”犯了同樣的錯誤。

　　李稻葵今年兩會期間表示，房地產市場需要一個長期、有效的基礎性機制。但截至目前，只是采取了調控手段，如限購或調整對二套房、三套房的信貸政策，這并非治本之策。

　　從土地財政來看，李稻葵認為，地方政府一方面控制了土地財政，另一方面卻不持有和管理自己的房產，因此房地產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重慶模式是一個很好的探索，但它只做了一部分，政府只是在土地供給方面“隨行就市”，用土地供給的多寡來控制土地價格。這還不夠，地方政府還必須再持有相當一部分房產。

　　去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持續過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資金“脫實向虛”風險。在李稻葵看來，避免經濟“脫實向虛”要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去“火”，當下金融業有“虛火”。目前不少剛性兌付的產品，給投資者帶來一個假象，認為這些投資品的投資對象風險很低，因此不愿意直接投入到實體經濟中。

　　二是降成本，營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明顯下降。實際上，地方政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幫助民營經濟發展減稅的主體。因此，建議在營改增后，適當給地方政府一些財政和稅收返還，讓地方政府用以扶持民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