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可以被作為生命體看待，它必將經歷發展和繁榮，也會面臨衰落和萎縮。城市萎縮并不是只有中國才會面對的問題，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部分。城市并非假以自然力量形成，而是在社會和經濟資源地不斷調整變化中積累前行的。例如，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自由化浪潮，俄羅斯在后社會主義條件下，迎向政治觀的瓦解和世界貿易方式的分化，造成了一些地區逐漸從國際經濟體系中脫離。而英國作為曾經的首個經歷大規模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國家，伴隨著“撒切爾主義”政治理念的深化，城市中傳統制造業的衰退加速，失業率上升。這些社會經驗平行于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可以讓人在如火如荼的中國城鎮化中獲得啟發。城鎮化目前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帶動力量，我們是否能夠誠懇且嚴謹地作出預估，中國到底需要多大的城鎮化空間來滿足人口和經濟的需求?當中國人在未來20年中慢慢走向一個新階段，是否也將遭受城市衰退的影響?

　　人口與萎縮的城市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教授指出了人口與城市衰落之間可能的關系，“當一個國家人口不增長或減少(這一般出現在發達國家)時，當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人口不增長而老化時，因為人口老化，生產能力和需求下降，經濟增長乏力時，就可能出現萎縮。”根據聯合國人口司在2007年完成的《世界人口與城市化》調查顯示，預計在2100年，世界總人口將達到90億人，其中城鎮人口將達到70億人。這意味著城鎮人口與鄉村人口比重將為7比2。雖然城市人口不斷增長，但難掩一個事實，中國在人口結構的變化中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曾在文章中寫道，“城市進入衰退期的事實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人對衰退的無知。最可怕的是，拒絕承認衰老的事實，拒絕學習衰老的知識。”城市的發展是與人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同步的，當經濟格局無法突破瓶頸，人口格局走向以少養多的局面時，城市的衰退必然在產業衰退的預演中，帶來對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和城市更新的深刻影響。

　　另一組數據顯示，上世紀50年代，中國工作人員人口占比為60%以上，工作人口比重最高峰在2010年，達到70%以上，而到2050年，這一比重將會回到63%左右。假如人口紅利不在，中國經濟轉型缺乏實質性進展，城市的狀態是嚴峻的。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人口研究所所長丁金宏教授認為，中國未來人口紅利的消失，對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是必然的。但另有一些人則對中國經濟保有信心。任教于廣州美術學院的姜珺教授認為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絕對的悲觀局面，“中國的人口危機有幾條出路，第一條出路是技術密集型的美國方式，我們今天使用的電子產品都來自后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時代，得益于美國人在冷戰期間航天航空技術爆炸后的民營化，包括核心技術的解密和投資結構的多元化;第二種出路是日本方式，即在本土人口老化的局面下支持企業走向海外，依賴他國勞動力和市場贏得發展，這種模式也適用于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第三種可以稱為中國方式，中國以家庭和村社為基礎的小農經濟應該予以部分保留，從而可能充分利用中國腹地鄉村的空間和小農經濟傳統。”

　　經濟動力的成熟是否能夠規避城市緊縮，還是我們在根本上并不能真正避免城市衰退?除了普適性的人口問題，中國城市在不同區域和地區差異下，存在著復雜的矛盾關系。將這些二元矛盾的對立抽象為一些關系變量。萬科集團執行副總裁、北京萬科總經理毛大慶博士在一次相關論壇上談到，中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彼此消解的關系，“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速度與公共經濟資源均等化逆向之間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轉型之間的賽跑。”如果正能量跑過負能量，城市又將迎接新的一輪機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后工業化而經歷城市衰退，中國所面對的契機正是國家發展的臨界點。

　　可持續發展與城市的收縮

　　不同國家經歷的城市萎縮都基于不同城市發展的策略和自身條件，一些城市被動地走向空心化和廢墟化，而另一些城市，在一些學者眼中則承載著一些機會。城市的無序粗放式擴張，在一些人眼中，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為何城市不能將注意力集中于既有資源和機遇發揮其能量，而是要廣泛發掘呢?

　　中國政府再次重申了他們對鄉村土地的承諾，有關18億畝可耕種土地紅線不可動搖的聲音再次響起。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有經濟學者、規劃學者和糧食專家對此焦慮地提出批評，為了確保本國糧食安全和需求供應，這一立場尤為堅定。這意味著，土地的緊湊化發展是必然趨勢。如果資源約束是前提，那我們應該合理調控城市增長才是。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如何使今天的城市開發可持續?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唐克揚先生談到，“城市是否可以主動地調節粗放式增長?根本的一點是不能以刺激消費和擴大供需作為發展經濟的唯一手段，而應讓人們以最小的資源(時間、精力、物資、能源)代價換取最大限度或者說最適度的生活滿足。”但是除非高度理性和自覺，人性是討厭自我約束的，英國等國家自20世紀以來對緊縮城市的討論和實踐，證明了個體在未看到城市因收縮帶來的積極影響前，可能不會充分理解少數專家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考，長遠利益和局部滿足之間天然的溝壑，需要決策者與民眾積極協商互動，彼此補益，更直接也更可行的是以合理的利益關系輔助漫長的學習過程。“要讓開發者，消費者和服務者之間有一種更平等的關系——如果不是自己的家園和生活，如果污染防治措施要付出不能承受的現實代價，誰會自覺自愿地以眼前利益的犧牲去換取不可見也不能享受的明天?”唐克揚補充道。這一點已經在鄰里關系中被充分印證。人們的鄰里關系會因為居住地的密度形成相應的心理結構的變化，生活在郊區的大部分居民會將其居住的整條街區看成居所，而收縮型城市中的居民則相反。

　　心理上的退縮性也帶來了精神狀態上的問題，在英國，曾有一年里十幾人死于鄰里間的噪音污染的記錄。某種程度上，人們生活在緊縮城市的潛在犯罪的恐慌中，但更難以解決的是可持續立場下的交通問題。在英國一些城市密度較高的市中心街區，城市越緊縮，人們越希望擁有小汽車。

　　由于先行工業化的城市，其緊縮的原因分布于全球范圍內的去工業化、郊區化、后社會主義轉型和人口老齡化，衰落并不能反映出積極的信號。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整體社會結構的改變對于探討城市的衰落與否有著特別的意義，它將揭示，除了那些因為資源枯竭而改弦更張的城市之外，遠在幾十年后的城市萎縮將呈現何樣格局。

　　經濟的影響力

　　姜珺認為城市的收縮和萎縮，一字之差反映的是態度的主動和被動，主動意識反映著城市人根據能力調整自己的規模和規劃策略，根據此消彼長的狀態選擇發展的方向，而被動則是人們對現狀無可奈何甚至無所作為地接受。楊保軍不認同這一點，他認為沒有城市會主動選擇收縮，即使在明知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每個城市都得生存，不會自愿犧牲。這種收縮戰略多運用在城市發展時期。當總人口不增長時，城市之間的競爭不會停止，競爭力也不會相等，故此強者勝弱者敗。”

　　但“真正被動的萎縮并非衰落本身，而是城市對未來的衰落沒有針對型的戰略和規劃，”姜珺說，“空間和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空間驅動因素之間永遠存在著因果互動，但其關系是辯證和福禍相依的，我們并不能說城市衰落是可精確預估的，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未來是有跡可循的，余地還是有的。”姜珺進一步指出，“歐美的去工業化正是中國未來要經歷的一個階段，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不同，這一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變數很多，包括國內因素、國際因素都會有影響，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人口老化之前找到一種國強民富的雙贏道路。”

　　但是，建筑評論學者史建的觀點更來自對學科內部的反思，他說，“世界各地的城市化，無論進程差異都遵循著現代性思維，指向更美好的生活，實際上未來的城市是有生命的。過去，因為我們習慣于假想美好的未來設計城市，而沒有從城市衰落的悲劇化視角思考，任意城市可能是一個悲劇性城市，城市規劃可能是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高度發明的歐洲國家已經過了這個時期，我們如何規避和預見這些問題，才是意義所在。”史建認為持有更全面的態度看待城市變化，可能更有益于繞過潛在的危險。“螺旋形發展并不意味著螺旋形上升，中國未來面對的現實環境比較艱苦，無機會于全球性壓榨，只能壓榨自己，所以如果做不好，結局可能比西方社會更悲慘。而由于慣性發展的路徑依賴，每一個體都被裹挾在其中，沒有人能夠改變。”

　　楊保軍預估，至少要在中國城鎮化完成后才可能出現城市萎縮，他以印度為例，“印度人口增長最快，城市化水平低，將來會建設約5個美國才能完成城市化，再不理想的城市，暫時也不會收縮。”中國城鎮化完成大約需要20年到30年，“不會所有城市都出現萎縮，而是轉型慢的和缺乏創新的一部分城市萎縮，具體表現為人口外遷。而另有一些城市轉型成功，或者有創新，則會吸引那些人口。”對于國家而言的此消彼長，“因為收縮畢竟浪費了大量設施，并且可能走不出衰退。對城市來說則是災難”。在去年底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2013年工作任務亦包括“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等，對于城市規劃師而言，是否應在審視城市規劃的根本價值中，拋除規劃者的自身利益，在必然與可能性之間投入更多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