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要求浙江要率先全面實現小康，人均7000美元向10000美元發展，結構調整取得新突破：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現代農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創新驅動成為主要特征，體制機制創新，百姓更加富有、就業更加充分、服務更加完善等等。

　　看到這里，筆者不禁要問，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特別是“溫州模式”出現了民間借貸危機、老板“跑路”、“吳英”案、企業倒閉、溫州炒房團等一系列問題的浙江省，能夠完成十二五的目標嗎?

　　一、浙江省暫時落后于兄弟省

　　筆者統計了2003年到2011年中國城市GDP排名情況，如表1-1所示，可以看到從2003年到2011年間，GDP總量排在前十名的城市里，浙江省只有杭州一個市上榜，而浙江的兄弟省份江蘇省，有蘇州和無錫兩個市上榜。而且，從近三年的各省GDP排名中，浙江省都是第4位，江蘇省排第二位，而綜合排名第五位的河南省也在以每年10%以上的增速在拼命追趕。

　　江蘇經濟的頂梁柱多為國有企業。國際投資布局的差異使江蘇省擁有良好的工業基礎。

　　與江蘇省相比，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在全國工業經濟中更占主導地位，浙江省民營工業企業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工業增加值、出口額、利潤總額等方面均超過江蘇省。這就與兩省不同的發展模式有關，江蘇主要體現于“蘇南模式”，以“政府行為”為主要特征，浙江則采取以“民本經濟”為主要特征的“溫州模式”。

　　即使是浙江引以為傲的“溫州模式”，在近期也出現了大量的問題，民間借貸案件量呈現爆炸性增長，幾十萬元已成常態，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案子也屢見不鮮。舉例來說，2012年2月4日，溫州立人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順生因涉民間借貸糾紛，已于3日下午被刑拘，該集團民間借貸案也正式進入司法程序。此前，該公司曾透露涉民間借貸數十億元。數額巨大，令人瞠目。

　　追兵越來越近，目標越來越遠，自身問題逐漸暴露，浙江省面臨巨大難題。

　　二、浙江經濟“轉型”勢在必行

　　中小企業要“轉型”

　　浙江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中小企業為特點、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區域經濟，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浙江的中小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也提到，中國的1美元為美國創造9美元的價值，低成本低利潤的的浙江企業，出現了巨大的壓力。

　　近幾年，浙江經濟一直呈快速增長的勢頭，并在全國形成領跑之勢。但是，缺少大企業，特別是缺少能在國際市場上縱橫捭闔的的巨型企業，一直是困擾浙江企業發展的難題。浙江的企業更多的是“小巨人”，在國內被戲稱為“小狗經濟”。在過去的幾年里，雖然也人為地聯合組建了幾個特大型企業，但卻沒有收到明顯的成效，沒能實現1+1>2的效果。

　　筆者認為，中小企業應當充分分析市場，重新定位自己，發揮自主創新能力，由傳統的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發展，小型企業做中，中型企業做大，大型企業做專，掌握核心成長動力，徹底改變原來低成本低利潤的狀況，做活整個市場，走在企業的前端，不盲從，做企業不能“利”字當頭，哪里”熱“往哪里去，做大做強做專，謀求長遠可持續發展。

　　城市發展要“轉移”

　　小城市發展迅速，大城市發展緩慢，已經成為浙江省的重要標志。

　　與浙江的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出現特大型、超大型企業一樣，浙江也沒有出現超大型城市，特大型的城市也只是在近4-5年才形成了一個。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中期，僅有1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的浙江省人口已達4000多萬，但是尚無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省會城市杭州也不過90多萬人口。而當時的寧波、溫州、湖州、嘉興、紹興、金華等城市多給人以江南小鎮的感受。更難稱為大城市。這與杭州在1800年時就已經進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排名第七的歷史事實十分不協調。

　　這主要歸咎于浙江省以民營企業為主的發展方向，而民營企業大多集中在小城市，民間資本推動成為浙江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為小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勞動力并直接參與城市化的建設，

　　筆者認為，在繼續規范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浙江省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建設上來，在大城市里建設一流企業，比如青島海爾，大連萬達，深圳華潤集團，北京萬科等等，大城市發展好了，自然可以輻射周圍地區，帶動一系列的產業發展。

　　房地產要“轉身”

　　近幾年，浙江大量的資金和精力專注到房地產市場之后，浙江的房地產行業，也在全國的房地產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全國70大中城市土地交易價格指數，前七大城市之中，僅浙江一省就占據了三席，分別為寧波、溫州、杭州。而其余四個城市均為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據統計，杭州市財政收入一半來自房地產，由此浙江出現了一大批的企業炒房熱潮。寧波市，自雅戈爾帶頭掘金房地產之后，寧波的企業對房地產的興趣正在日漸倍增，諸多制造業龍頭企業均涉足該領域。無論是做空調的奧克斯、做紡織的維科、做文具的廣博、還是做服裝的培羅成、銅管行業的金田，做注塑機起家的海天，在房地產行業上都一擁而上。溫州市百強企業中涉及房地產的占50%以上，而溫州經濟在危機中增長處于全省倒數第一。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事情，一個健康的財政收入，絕對不是靠房地產取勝的，房地產并不是穩定的可持續的產業，純粹為了炒作的行為遲早要出問題的。所以，企業應當“務正業”，把投入到房地產上的資金盡快收回，思考主業的發展出路問題，投入研發，發展高新科技領域，在行業內做大做強。

　　三、溫州金融改革助力“轉型”大方向

　　說到區域經濟轉型，就不得不提到資金的問題，特別是小企業向中型企業發展，中型企業向大型企業發展，都是要依靠大量資金的支持，而這兩種類型的企業并不受大銀行青睞，怎么辦?這次的溫州金融改革給了我們明確答案。

　　今年3月28日，國務院確立了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的12項主要任務，正式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期望溫州試點，在地方金融組織體系、金融服務體系、民間資本市場體系、金融風險防范體系等方面先行試驗。

　　這是探索地方金融制度深度創新，促進民間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一個重要開端。

　　浙江省應當充分利用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充裕、民間借貸活躍發展的重要特點。要在地方金融制度上積極探索，為量大面廣的民間資本、地下錢莊轉化為產業資本提供合法的渠道，要開“正道”，堵“旁道”。讓溫州乃至整個浙江省的地下金融回到陽光下生存發展。

　　高頓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溫州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輸送糧草的作用，為浙江省的產業結構調整、結構轉型提供堅實的后盾，如果糧草出了問題，那所謂的產業結構調整就無從談起。

　　第一，政府“推手”，達成共贏。在物理學中，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這次溫州金融改革也是一樣，政府重視，進行深入調研之后推出一系列政策，給民間資本找到了出路。民間資本盤活了，給中小企業輸血更加規范更加高效，從而促進了整個溫州的發展，也就是促進了整個浙江省的發展，最終利于整個國家的經濟轉型。

　　第二，中小企業發展的助推器。中小企業要想成功轉型，資金是最重要的一環，如果能通過正常途徑獲得資金，誰也不愿意去貸高利貸，3月28日的溫州金融改革搭建了一個資金平臺，從此，中小企業再也不必看大銀行的臉色，再也不必冒高風險去籌集資金了。3月28日，是一個給中小企業帶來福音的日子。

　　第三，民間資本走上“星光大道”。目前，中國整個經濟大環境下，民間資本有四個出路，存進銀行、進入股市、搞地下金融和投機炒房，前兩項顯然是行不通的，銀行利率低，收益速度太慢，股市就更不用說。所以民間資本自然的選擇了后兩項，但是后兩項雖然能帶來高額的收益，風險也是巨大的，多少人傾家蕩產，被逼的沒有退路。此次的溫州金融改革可謂下了一場及時雨，讓民間資本有用武之地，可謂將民間資本帶上了“星光大道”。

　　對于此次的溫州金融改革，我們應當給予積極肯定的態度，政府制定政策時要更加細心、耐心，從多個角度考慮問題，不要只局限在眼前利益;溫州的“民間資本”更加應當著力配合，不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要知道此次改革的直接受益者還是“民間資本”本身。政策支持，監管到位，多方配合，相信此次改革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