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有“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這樣的提法。這一表述，至少認識到了中國的13.5億人，因戶籍差異，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被賦予了不平等的權利，被限制在不同的區域。放眼全球，世界上僅有三個國家還保有戶籍制度，而中國作為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位列其中。

　　值得肯定的是，《意見》與中國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相比，具有一定的先進性，革除了區別“非農業”戶口和“農業”戶口在身份上的差異。

　　自1958年戶籍制度誕生以來，住在城市的居民憑借自己居住的房屋就可領到“非農業”戶口，而僅僅一個戶口本，就可衣食無憂，享受到糧票、福利分房、子女入學、醫療保險、就業分配、養老等等。而持有“農業”戶口的居民，則無法享受到作為一個公民理應擁有的平等權利，只能種地，自給自足。

　　在過去的農民看來，“非農業”戶口是那么的“高大上”，意味著高于“農民”的身份。假想時間依舊停留在那個時期，依此推理，有了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就可以“翻身”，如愿以償地成為城市人，而事實上，現在的農民因為各種原因不愿意放棄“農業”戶口。

　　四年前，中國社科院曾經進行了一項調查，參與調查的人數近11萬。調查結果有些出人意料。“70后”、“60后”農民工不愿轉變為非農戶口的為80%；而“80后”不愿轉變為非農戶口則為75%，同時加了一個條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轉戶口，不愿轉變為非農戶口則高達90%。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瓦解和市場經濟的沖擊，“非農業”戶口所享受的特權越來越少，糧票、單位分房、就業分配等計劃經濟的產物也隨著消失，雖然，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間的福利差距，多達33項。但對于一些生活在鄉村的農民而言，“農業”戶口潛在的“利”：擁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享受到集體收益的分配權，征地補償等福利遠大于“非農業”戶口。

　　如果政府僅僅是提供一個城市戶口，一套安置房，再加上一個社保的承諾，那么，農民很可能覺得自己還是吃了大虧。在農民眼中，最虛無縹緲的是社保，目前是老齡化社會，賬戶已經虧空了1.3萬億人民幣。說到底，選擇“農”，還是“非農”是在于其背后所潛藏利益的博弈。這意味著，土地改革是讓農民進城，實現人的城鎮化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8月1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了《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正式將農房納入不動產登記范圍，實現“城鄉統一”。

　　辦理不動產權利共有10種，包括：集體土地所有權，房屋等建筑物、構筑物所有權，森林、林木所有權，耕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海域使用權，地役權，抵押權，法律規定需要登記的其他不動產權利。

　　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村居民最重要的個人財產，農房納入不動產登記，將為擴大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法律依據和政策保護，更為推進城鎮化和戶籍改革提供現實條件，為形成覆蓋城鄉房地一體的不動產登記體系打開了通道。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17個省區市明確由國土資源部門牽頭負責不動產統一登記職責整合工作。其中，河北、黑龍江、山東、湖北、江西5省已經正式建立不動產登記聯席會議制度，遼寧、黑龍江、廣東、四川、北京5省市成立了不動產統一登記領導小組。有報道稱，江蘇等省份已宣布設立不動產登記局，啟動實施對不動產登記職責的整合。

　　有了確權，但還是要見到切切實實的收益，這才是農民心中一直邁不過去的一個砍。

　　早在今年年初，中央的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同時提出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今年中央的一號文件與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關于土地改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政策也更趨明確。

　　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土地流轉。安徽、海南、山東、上海等已經開始了加快土地流轉試點，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相關的探索中，通過資本的引入，流轉起的土地在資本的撬動下，釋放出驚人的土地紅利。

　　有了不動產統一登記和土地流轉等政策的保駕護航，但相關法律也應該提上日程。按現在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這客觀上留下了農民進城必須放棄三權的法律依據。另外《土地管理法》的修訂也應當盡快。

　　擁有與政策相匹配的配套設施，真正實現土地同等入市交易，開辦土地交易市場，同地同權自由交易，才能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讓農民在身份上轉變成“城市人”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冷靜想一想，農民與城市居民還差在哪里？農民與城市居民身份上的距離在縮短，但與身份相匹配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卻沒有同等享受。僅從一點來看，自由遷徙，自由選擇居住地，也應該是農民與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同等權利。

　　在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建設中，戶籍制度改革并未徹底解除因戶籍而限制人的遷徙自由的藩籬。《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指出的“我國將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嚴格控制”這四個字在這里顯得格外刺眼，與1964年8月《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中描述的戶口遷移的兩個“嚴加限制”基本精神極為相似，即：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試想，作為一國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本就不應該被寫到“改革”中，受到“嚴控”。

　　退一步想，即使國家有了“嚴控”，就真得能控制的了嗎？在過去對農村遷往城市嚴加限制的年代，依舊有大量的農民因吃不飽飯，生活所迫，來到城市打工。即使設定了諸多戶籍準入條框限制人口，但依然有大批人口生活在這座城市里，依然在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并未解決戶籍問題。同樣的道理，在北上廣一線城市感到生活壓力巨大的人群，廢除了戶籍制度，也許人家會賣掉北京的房子，去二三四線宜居城市定居生活。還有一批年輕人，也會由于一線城市壓力大、競爭激烈、生存困難而自動放棄北上廣。

　　將視野拉遠一些，去看看那些發達國家的做法。在美國，美國公民每遷徙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自動成為了那里的居民，自動地擁有了該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權利——選舉權和其他政治參與權利，自動的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請或批準，不需要辦理什么戶籍手續。你只要在那個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當地政府也會主動找到你，請你行使權利。比如做選民登記，做陪審團候選資格登記等。選舉時，候選人的競選班子會主動向你寄送競選資料，尋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像美國，雖然沒有類似中國戶籍制度的政策來約束公民的遷徙自由，但社會依舊沒有亂成一團，城市人口也并沒有過度膨脹。或許，只有像世界上的發展國家一樣，徹底廢棄戶籍制度，自由遷徙、適者生存，才是解決北京等一線城市人口問題和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的一個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