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20世紀60年代赤松要系統提出“雁行形態理論”，到21世紀初中國站在全球產業轉移的十字路口，歷史已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資本在亞洲范圍內尋找新機會的嘗試也經歷了三個窗口期。但正如“雁行形態理論”始終無法確認中國這只“大鵬”在“雁陣”中的位置，中等國家越南，似乎也很難成為遍布南粵的整個制造業基地“走出去”的最終目的地。

    本文發布于三聯生活周刊；經億歐家居編輯，供業內人士參考。

    整個2018年，凱勝家具的營業額超過1億美元，占據越南出口家具市場5%的份額，在對美出口方面尤其處于絕對領先地位。

    不過對這一業績，羅子文并不顯得十分激動：“如果從1977年在臺中豐原開始做家具算起，我已經創了三次業，分別是上世紀80年代在臺南、90年代在深圳，以及21世紀初在平陽。

    雖說每個階段面臨的投資環境不完全相同，但總有可以沿用的經驗，一次比一次彎路走得少。”貿易環境劇變給他帶來了機遇。“關稅壓力驟然加劇，直接影響便是出口訂單可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從廣東轉移到越南。

    去年越南家具出口市場的總規模大概是50億美元，今年則一次性會多出30億美元的新訂單，這對凱勝這樣在本地深耕有年的企業是利好消息。”2號廠區建設速度的加快，正是為了應對轉單的增加。

    相當巧合的是，羅子文的三次創業，正好對應上了亞洲“雁行”經濟版圖中三個不同區塊的起飛期。

    70年代末他開始從事家具業時的基地臺中豐原，是彼時臺灣木材加工業的中心之一。

    從豐原、云林斗南再到臺南，凱勝早期經營的據點大都背靠臺灣中南部森林木材的原產地，并利用臺灣地區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的機會，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木制家具。

    1989年之后，臺灣勞動力價格上漲、人力短缺的問題開始浮現，加之政府出臺了禁止砍伐山間林木的政策，凱勝的第一個“紅利窗口”開始關閉。

    恰好此時兩岸關系逐步解凍，中國大陸市場開始向臺商放開。羅子文當機立斷，決定大舉西進。

    經過一番摸索和沉浮，凱勝最終在深圳站穩腳跟，到2004年時已經擁有3800名員工和4600萬美元的年營業額。

    但也是在這一年，美國商務部在部分本土家具制造商的求告下，裁定7家中國家具制造企業在美國市場傾銷木制臥房家具，宣布對其征收從0.79%到198.08%不等的懲罰性關稅，這令羅子文感到了警覺：“當時對美出口家具的平均稅率是7.24%。

    一旦反傾銷糾紛變得長期化，將近200%的關稅壓上來，企業十年之內都不得翻身。”于是在這一年，他開始嘗試分兵越南。

    在羅子文看來，2004年時的越南恰如上世紀90年代的廣東，有家具制造業需要的大塊閑置土地和廉價勞動力，員工人均工資則只及深圳的半數。

    他坦言，“越南的法律法規、政府的態度其實跟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陸一模一樣，而且很多法律條文就是抄襲自中國”，這降低了凱勝集團適應新環境的難度。

    作為全球橡膠木主要產地之一，越南可以提供生產家具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對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進口木材也逐步取消了關稅，這讓羅子文感到前景可期：“凱勝制造出口家具所用的木材對品質和數量要求很復雜。

    在深圳時，大部分原材料不能由中國大陸供應商提供，需要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原材料進口時計一次稅，運銷美國時又被美國那邊計一次家具出口關稅，成為不小的負擔。到了越南，兩筆錢都可以省下來，對競爭力有幫助。”

    從2004年到2016年，花費12年時間，凱勝將深圳老廠的產能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逐步遷移至平陽，最終在2016年徹底關閉了老廠，在廣東僅保留銷售部門。

    貿易環境劇變之后，同行企業紛紛感嘆凱勝有先見之明，在中國大陸的“紅利窗口”結束之前又趕上了越南經濟的起飛期。

    但在羅子文眼里，這不過是一系列經驗和教訓累積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初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時，因為對投資環境和政策不熟悉，我最早選擇了北京的平谷作為落腳點，結果幾年時間幾乎把1000萬新臺幣虧光。現在不會再做這種賭博式的冒險了。”

    布局越南使他趕上了第三個“紅利窗口”，但越南不會是最終站：“三次創業的經歷讓我逐漸認清了，在全球化時代做生意，向著土地和人口更廉價、稅收環境更優越的地區去永遠是一種常態。

    無論是工業、農業還是制造業，都不可能擺脫這條規律。做企業沒有永遠的‘福地’，‘福地’是要靠自己去發現和開拓的。”

    下一步，羅子文的打算是在美福工業區開辟一個占地6000畝的綜合產業園，把在深圳經營時合作的供應鏈企業一并帶到越南來。

    “我們現在可以自己做成品、做包裝。但本地承接家具制造業上游的供應商畢竟只經歷了10年左右的孕育期，現在還沒法做到完全自給。現在搞的這個產業園，其中有免稅倉、有不同環節的加工車間和廠房，用途不是出售，而是租給希望從廣東轉戰越南的供應商，尤其是資金比較緊張的中小企業。

    也許再過20年，家具業不會再是越南政府大力扶持的行業，但至少在目前，本地政府認為這項產業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并且對開發本地的人力和土地資源是有幫助的。我們也希望利用好這第三個‘紅利窗口’。”

    資深媒體人趙靈敏曾經長期從事與東南亞問題有關的采訪和研究。2012年離職創業之后，她最初的計劃是創辦一家依托高校的研究型智庫，隨后卻發現諸多有著“走出去”需求的廣東中小企業迫切希望了解東南亞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政策法規。

    最終，她決定啟動一家海外投資咨詢服務平臺，針對企業的需求進行調研。

    “廣東地區以出口歐美、尤其是北美市場為導向的中低端制造企業，目前正處在內外夾擊的困境中。”趙靈敏認為，“外有加征關稅的陰影，內有經營成本節節提升的壓力。”土地價格的激增連帶引起了工人生活成本的高企，最終轉化為薪資上漲壓力；

    加上薪酬和社保體系的完善以及年輕勞動力數量的下降，長達30多年的“高速紅利窗口”正在緩緩關閉。

    另一方面，由于長期從事外貿代工業務，這類企業在自有品牌的經營方面投入不足，也缺少由專注外貿轉入國內市場銷售的經驗，只能硬著頭皮苦苦支撐，等待潛在轉機的出現。

    “一部分是審時度勢、主動尋找出路，但更多的是被北美客戶逼著或者帶著走出去的。”回憶起廣東玩具制造業向越南轉移的初衷，黃碧星有他的看法。

    僅僅以圣誕球這種體積小、成本低、但銷售總量巨大的節日玩具為例，每年出口歐洲的數量不過是美國訂單的零頭，生產廠家在面對客戶時幾乎不存在討價還價的空間。

    “關稅提升到10個百分點，廠商還可以將負擔暫時轉嫁給供應鏈上游；但如果提升到25%，任何零敲碎打的壓縮成本的方式都毫無意義，只能按照美國客戶的建議，到東南亞國家尋找機會。”

    趙靈敏分析道：“因為地理上的接近、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化、平均工資水平低等等原因，東南亞國家是目前中國制造企業轉移產能的主要目的地。但短期內涌入大量制造企業也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中小國家很快變得不堪重負。”

    黃碧星依然記得，他所參與的幾次越南市場考察是以“人帶人”“行業帶行業”的粗放方式進行的：“一般供應鏈中有幾家企業去到了當地，或者廣東的同鄉會中有人在越南發展得較好，就會組織相關廠商的代表到當地做集體考察，打聽地價和工資，拜訪本地企業主。”

    這種操作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中國中低端制造企業的出海會以“一窩蜂”和“抱團”的方式進行。

    多家企業選擇同一目的地作為遷址方向，導致當地工業用地和勞動力在短時間內進入緊俏狀態，價格遂水漲船高，實際投資成本遠遠高于預期。在凱勝家具拜訪時，特別助理楊新滿就感慨：“兩到三年前，本地工人的平均月工資也許只需200美元，如今350美元都擋不住。”

    這一印象，在竇英俊那里獲得了確認。據他介紹，受經濟高速增長和貨幣貶值影響，越南的基本工資標準在過去20年里已經上漲了超過17倍，年均增幅有時超過10%。

    盡管外資企業為員工開出的薪酬一般會高于基準線，但維權意識高漲的工人每逢政府公布基本工資上調計劃，便會以此為依據、要求企業主加薪，造成企業的一塊隱性負擔。

    而自2016年起，越南政府公布了新的社保三險（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繳納標準，規定社保繳納比例應占投保薪酬的32.5%（其中企業須承擔22%），而除底薪以外的各種津貼、獎金也被一并計入投保基數，在制鞋、成衣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了多起勞資糾紛。

    竇英俊承認：“由于實際薪酬開支增加造成的負擔，去年越南曾有幾家韓資制衣企業由于虧空過甚，投資人關廠跑路，留下一地雞毛。”

    趙靈敏同樣注意到了這種趨勢。在她看來，“南下”從來都不是解決中國制造業困境的主要出路：“東南亞的勞動力雖然表面上比中國便宜，但很多工人是洗腳上田，完全沒有受過訓練，加上受教育程度有限，導致他們的效率最多也就能達到中國工人的七八成。

    而且東南亞工人普遍不愿意加班，加班一天2小時是上限，多了給錢也不加，像中國那樣為趕工期24小時輪班干根本不可想象。

    這樣綜合算起來，東南亞的人工成本優勢就沒有那些顯著了。”而越南、柬埔寨等國雖然已經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了可觀的財力，但受經濟體量所限，實際上仍然高度依賴北方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物流網絡。“走出去”了，卻還是“離不開”。

    結語

    從20世紀60年代赤松要系統提出“雁行形態理論”，到21世紀初中國站在全球產業轉移的十字路口，歷史已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資本在亞洲范圍內尋找新機會的嘗試也經歷了三個窗口期。

    但正如“雁行形態理論”始終無法確認中國這只“大鵬”在“雁陣”中的位置，中等國家越南，似乎也很難成為遍布南粵的整個制造業基地“走出去”的最終目的地。

    從中國南粵到越南，故事尚未結束，仍在接連不斷地開始。